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已是颜元辞世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因考虑到其教育思想并不多为人知，而这在当代学术界面临问题情境中却仍有着深刻鲜明的现实意义，值此重提一位习惯于“反潮流”思考的严肃思考者颜元先生。

　　  一、 颜元生平及其教育思想

　　    颜元（1635－1704），河北博野人，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后因其书室名"习斋"，人们又称其为习斋先生。颜元四岁失父，十岁离母，难苦饱经，及至青年，耕田灌园，兼作医生，为人治病卖药，得赀以养家庭。故而，其高足弟子李塨在《存治编序》中说："先生自幼及壮，孤苦备尝。"(李国钧, 1984)

　　    据《颜李弟子录》记载：颜元十一岁时曾"学时文"，十六岁时，养祖父因热衷科举，曾为他"谋贿入庠"，他则"哭不食，曰：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并认为经科举八股培养出来的士子，多为"废人"，"若不作秀才，只废八股业耳，未为废人。"从此，颜元遂立志废举业，而专心研究国家兴衰之迹，学习生民休戚之事，终开一代"实学、实习、实用"的"经事致用、济利苍生"之学。

　　    当时，康熙大帝鼎倡程朱理学，普天之下，"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颜元则道出了"冒死之言"，一针见血指出明亡于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空谈误国的宋明理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士无学术，朝无政事，民无风俗，边疆无吏功，其亡可立而待也"、"五百年学术成一大谎"。他指出论学不能苟同于人，为了"明真学"和不使"生民永被毒祸"，他无所顾忌地冲锋陷阵，抨击程朱，提倡"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千百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

　　    不仅口诛笔伐宋明理学的"讲论性命"、"以空言乱天下"，颜元同时也菲薄唾弃秦汉以来的"以章句乱乾坤"的训诂之学。他指出孔子之学不同于程朱之学在于"孔子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进而根据"理在事中"的学说，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来源于"习行"，"理"为事物所固有，"理"即"存于事中"，因此"见理于事"，须"因行得知"。他还极为重视体育活动，经常教弟子们"举石"（举重）、"习刀"、"超距"（赛跑、跳跃）、"击拳"等。他的弟子王源曾说，其师"颜元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梁启超也曾称誉颜李学说是"清初思想解放的炸弹"、"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中国二千年来，倡导体育教育，除颜习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了"。

　　    实际上，这里笔者认为，颜元的思想在历史上沿墨子相承一脉、袭王安石如出一辙。墨家主张"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兼相爱，交相利"、"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原则，尊重和维护小资产者的财产私有，反对侵犯私有权，按照才能的大小选举官吏，为小生产者争取政治经济地位。墨家的成员有不少是下层社会的能工巧匠，对于科学知识十分注重，墨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光学、力学、数学上。墨家对科学的重视，随着学派的衰微以及儒家的一统天下，竟能在两千年之后的颜元那里得到一点继承，实堪令人欣慰！王安石则说："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精神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

　　    颜元晚年建成了他的漳南书院，主张治学"宁粗而实，勿狂而虚"，实受胡瑗"学用一致"思想的影响，尤为可贵的是在其书院内还亲自专设了"艺能斋"，教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身体力行，躬耕亲为，秉持"潜心玩味"、"反复问难"、"用心思维"、"行先以知，知在于学"、"为生民办实事，为天地造实绩"、"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世宁无德，不可有假德"、"有假德，则世不复有德"等教育理念。当然，过犹不及，如章太炎所说："颜元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这也不能不说是颜元及其学派在理论上的一个过分经验主义的缺陷和片面。然瑕不掩玉，这一点也并无损于其思想跨越时空性的魅力和影响。

　　   二、 颜元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由着上述对于颜元的分析和考量，让我们不妨回到现实中来。单从论文发表情况来看，来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统计表明，中国学术论文总数在世界上增势显着。拿2002年来说，国际论文的世界排名已进到第五位，论文数量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首次超过了年度全球全部论文的5%。该年度被收录的，在作者机构中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文（含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共77395篇，比2001年增加12869篇，增长率为19.9%，比世界论文总数的增长率高21.9个百分点，占世界论文总数的5.37%。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中国继1999年超过俄罗斯后，又超过意大利、加拿大和法国，居世界第五位，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

　　    但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国内不同程度存在着论文多、产业小情势，以激光业为例，世界着名激光杂志1/4的论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而整个中国激光工业领域总产值却仅占全球销售总额1％（阮湘华等，2001）。另一方面，一系列学术期刊上不难看到各种直接或变相的"一稿多发"，余德华先生曾披露过一个"一稿六发"的典型，令人惊讶。但若论"一稿多发"的频率之高次数之多，恐怕无人可以与一位名叫"周毅"的先生相比，从大面积的"一稿两发"到破纪录的"一稿九发"，简直是铺天又盖地，疯狂复疯狂。汪继南（2004）粗略整理了一下，仅从标题上能够明显识别的，就有41篇文字发表了143次，其中有两篇竟是一稿九发！关于课题的选项、申报与审批方面，作为一种"指挥棒"效能，则显得"问题意识"时常失之偏颇，这里撇开程序上的公允失衡不言，其本身在制度设计与框架整合方面，显而易见的存在着自负的理性导向了最终的奴役之路。这样就使得知识创造、科学研究自身的独特个性荡然无复，而从绩效上来看则更是劣迹昭彰、圈内公开的秘密了。

　　    这也正是国内一位高等工程教育专家、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沛民所呼吁和强调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民生民计才是一段时期以内最为紧要的和需着力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和人家猛力的简单硬拼文章发表数意义并不大的。放眼全球，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动力尚显不足，单拿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可获的合格工程师"和"IT业人才可获得程度"两项指标上来看，多年以来一直处于瑞士洛桑国际发展报告里参比国家和地区当中的垫底位置上。"直面国内工程教育内的落后局面，这位教授曾不无忧虑的对他的学生们谆谆告诫道："国内有着丰厚底蕴的红楼梦学、鲁迅学、敦煌学、钱钟书学等，我倒是真心希望中国在将来的什么时候，要是也能够拥有一门'麻省理工学'就好了。"也正如其课题组成员、博士生王雁等在其一篇论文中所揭示的那样，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和成就非同凡响。

　　    美国波士顿银行(Bank of Boston, 1997)于1997年发表了一个历时七年的研究报告：《MIT：冲击创新》（MIT: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这项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从人力资源能力角度，估计研究型大学提供的工作机会，说明研究型大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该报告显示，MIT相关公司在美国50个州设有8500多个工厂和办事处。从MIT相关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中受益最大的5个州是：加利福尼亚州（162,000）、麻萨诸塞州(125,000)、德克萨斯州（84,000）、新泽西州(34,000)和宾夕法尼亚州(21,000)。还有13个州从MIT相关公司中获得高于1万个工作机会，只有8个州不足1千个工作机会。如果把MIT校友和教师创建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将排在世界第24位。MIT的毕业生和在校教师已在全球创建了4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110万，年销售额高达232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1160亿的GDP，比南非稍低，但比泰国要高。

　　    事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邓正来(2004)则一语中的：中国在当下深陷于其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知识规划"与福柯所言的那种西方式的知识或科学"制度化"不尽相同，因为前者直接出自于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如考试制度、学生招生制度、学籍和学纪管理制度、学科设置、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重点学科设定安排、项目分配安排、出版制度、评价体系等）--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知识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知识产品的内容，而后者则主要源出于相对独立的大学自己设定的技术性微观制度（虽说它们也被称之为考试制度、学籍和学纪管理制度、学科设置、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项目分配安排、出版制度、评价体系等）。一如福柯自己所言，支撑后者的权力并"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

　　    就当代而言，正如汪丁丁(2003)在其《我思考的经济学》序言中所指出的："自由对我个人生活的意义已经被若干年以来的大学制度与我所追求的学问方式之间的冲突昭显到了令人痛苦的地步。"而邓正来则在《我们必须打破"知识规划时代"的宰制》中指出，无论是"知识规划"，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这种"知识规划"或"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并与之"共谋"为前提条件的。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这两类假、大、空的知识，不仅会遮蔽中国当下所存在的真正的现实问题，甚至还会扭曲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宰制我们思想的方式和思考的维度。基于此，笔者有充分理由认为，大面积学术垃圾、学术泡沫的滋生蔓延、横冲直撞是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密切相粘连的，借用人文社科界行内的一句俗话叫做"现在的文章，哪里还要看什么书啊？更别肖提什么经典着作了！"

　　   三、 结语

　　    正如冯克利在为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文版序言所写下的一个小标题"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以及米塞斯所言"只有观念才能打败观念"，借用汪丁丁(2004)形容杨小凯的话来说，颜元之于他那个时代并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无疑是整整一代中国人在数亿颗头脑的沉默中锤炼出来的少数"有头脑"的人之一。他们的头脑的特征，受了他们时代的洗礼，几乎无例外地同时具有如下两种倾向：（1）批判性思考的倾向，（2）关注社会根本问题的倾向。若问及如何改变当前学术研究的这种现状与困境的问题，那就是该到了较为值得重视和考虑张五常和张维迎的观点的时候了。而在今天这个甲申三百周年祭奠颜元的日子里，不管是对于学术研究内里的虚张声势困境还是对于科研管理当中的量化帝国问题，也是该考虑别再那么的扭曲常识、稍微变革一下改进一下的时候了。